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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9]刘备事如无另注，均见《三国志·先主传》。
[30]关于郭嘉的意见，《三国志·郭嘉传》裴松之注引用了两种说法。《魏书》的说法是，有人对曹操说：“备有英雄志，今不早图，后必为患。”曹操问计于郭嘉，郭嘉表示不能杀刘备。《傅子》的说法则是，郭嘉主动去找曹操，说：“备终不为人下，其谋未可测也。古人有言，一日纵敌，数世之患。宜早为之所。”但当时曹操“奉天子以号令天下，方招怀英雄以明大信”，就没有听郭嘉的。等到刘备公开背叛曹操时，曹操便“恨不用嘉之言”。因此周泽雄先生认为，郭嘉的意见是软禁。
[31]见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。
[32]见《三国志》之《董昭传》和《程昱传》。
[33]见《三国志·吕布传》裴松之注引《英雄记》、《后汉书·吕布传》、《后汉书·孔融传》、《三国志·太史慈传》。
[34]刘备的五易其主是：公孙瓒、吕布、曹操、袁绍、刘表。
[35]见《三国志·先主传》。《三国演义》移花接木，让曹操称袁术“冢中枯骨”，是不确的。如果袁术已是“冢中枯骨”，又何必说“吾早晚必擒之”？请参看陈迩冬《闲话三分》、拙著《品三国》。
[36]见《三国志·先主传》，原文为：“先主未出时，献帝舅（岳父）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，当诛曹公。先主未发。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：‘今天下英雄，唯使君与操耳！本初之徒，不足数也。’先主方食，失匕箸。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、将军吴子兰、王子服等同谋。会见使，未发。事觉，承等皆伏诛。”裴松之注引《华阳国志》说：“于时正当雷震，备因谓操曰：圣人云‘迅雷风烈必变’，良有以也。一震之威，乃可至于此也！”《三国演义》的“青梅煮酒论英雄”，即据此改编。
[37]陈迩冬先生《闲话三分》说，如果刘备、董承他们“立券书名”是实，而且曹操征刘备就因“衣带诏”一案而起，那么，曹操在俘虏了刘备的老婆、孩子和关羽以后，就不会那么客气了，也不会由着关羽带着嫂子和侄子一走了之了。因此陈先生认为，就连这个“衣带诏”，是不是董承或董承父女伪造，也很难说。吕思勉先生的《三国史话》则说：“董承本来是牛辅的余孽，哪里是什么公忠体国的人？”“就是要除曹操，如何会讨托董承呢？这话怕靠不住罢？”请参看拙著《品三国》。
[38]见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。
[39]见《三国志·先主传》裴松之注引《魏书》。
[40]见《三国志·先主传》。
[41]袁绍的讨曹檄文见《后汉书·袁绍传》。
[42]见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。
[43]见《三国志·荀传》。
[44]见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、《资治通鉴》卷六十三。
[45]见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。
[46]见《三国志·贾诩传》。
[47]见《三国志·先主传》。
[48]关于许攸叛逃的原因，有三种说法。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称“许攸贪财，绍不能足，来奔”；《荀彧传》称“审配以许攸家不法，收其妻、子，攸怒叛绍”；习凿齿《汉晋春秋》称袁绍不听许攸抄小路前往许都劫持天子的建议，许攸怒而投奔曹操。
[49]见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裴松之注引《曹瞒传》。
[50]见《三国志·张郃传》。
[51]见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及裴松之注引《魏氏春秋》。
[52]曹操的一系列法令包括：建安八年八月“诸将出征，败军者抵罪，失利者免官爵”的“己酉令”，“不官无功之臣，不赏不战之士”的“庚申令”，九年九月的“抑制兼并令”，十一年十月的“求直言令”，十二年二月的“封功臣令”，十四年七月的“存恤令”，十五年春的“求贤令”，十二月的《让县自明本志令》。分见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及裴松之注引诸书。
[53]请参看田余庆《曹袁斗争和世家大族》。
第三章
[1]见《三国志·刘繇传》。
[2]见《三国志·先主传》，《武帝纪》裴松之注引《魏书》。
[3]见《三国志·郭嘉传》。
[4]据《三国志·孙破虏讨逆传》，孙坚去世在初平三年（192），孙策去世在建安五年（200），年二十六岁，可知孙策接班时十八岁。据《三国志·吴主传》，孙权去世是在魏嘉平四年（252），年七十一岁，可知孙权接班时十九岁。
[5]官渡之战后，曹操两次打算伐刘表。一次在建安六年（201）春，被荀谏止；一次在建安八年（203）秋，被荀攸谏止。劝谏的原因，是袁绍的势力还没有完全消灭。
[6]见《三国志·刘表传》。
[7]见《三国志·先主传》裴松之注引《汉魏春秋》。
[8]以上均见《三国志·先主传》。
[9]见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裴松之注引《魏略》和《九州春秋》。
[10]见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及裴松之注引《襄阳记》。
[11]见《三国志·陈登传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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